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有效信使RNA（mRNA）研究的两名科学家：卡塔琳·考里科（Katalin Karikó）、德鲁·韦斯曼（Drew Weissman），以表彰他们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，这些发现使得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有效信使RNA疫苗得以研发。
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！此时，我们才发现，作为科学家，他们的人生有多苦，尤其是今年的诺奖医学女得主卡塔琳，出身平庸，大学读了我们常说的“天坑专业”，在国内找不到工作，只好远赴美国，自此和丈夫分居两地，从青葱年岁至今近50年来，三次被解雇，屡陷失业危局，在美国数个大学试验室之间被赶来赶去，还患了癌症……
但上天终没有辜负她的勤奋努力，夫妻虽常年异国分居，但关系和睦，还培养了一个奥运冠军女儿，现在，又得了诺奖，一朝成名天下知！
在这之前，我想先简单说说mRNA是个啥。当然，这种科学的东西，非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，我们在此只是简略了解，以让我们更好地阅读。
我们知道，细胞是最基本的生命单元。而细胞的核心，主要是双螺旋链结构的DNA，自我复制，生生不息，使细胞不断分裂、成长。
比DNA更原始的，是RNA。RNA是单链结构，不稳定，所以更易变异。简单来说，DNA就是两个RNA形成的双链结构，因为双链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，变异能力就小。
所以，稳定的生命体，基本都是以DNA细胞为主的。但RNA细胞也不少，尤其越是原始的生命体，RNA细胞越多。很多病毒，包括这几年让我们吃了大苦头的新冠病毒，就是最典型的RNA结构。
一个事实是，科学发展到今天，人类对那些拥有双链DNA内核的病毒，比如天花、乙肝等，由于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且不容易变异，早已经研制出有效的疫苗。
但对于单链的RNA病毒，如流感、肺炎、感冒等，由于其具备超强的变异能力，每隔半年，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会发生至少一次的变异，所以一直没能研发有效针对这类病毒的疫苗。
mRNA，全称messenger RNA，中文将之翻译为“信使核糖核酸”，虽然只占细胞总RNA的2%~5%，但种类最多，并且代谢十分活跃，是半衰期最短的一种RNA，合成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即被分解。
但是，如果通过技术，将之有效“嵌入”RNA后，就可以很好地“降服”RNA病毒。本次的mRNA新冠疫苗，已经证明这种技术正走向成熟。同时，这种技术也已经在癌症治疗研究中广泛应用。
卡塔琳五十年如一日研究的，就是RNA技术应用的介导机制——如何把mRNA“有效嵌入”RNA，从而改变RNA细胞功能——此技术不但可促使人体生成各种蛋白质药物，还可用来制造疫苗抗原。
卡塔琳·考里科，1955年1月17日出生于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小城镇小新萨拉什——当年的小镇，马路泥泞，没有自来水，也没通电，全镇的孩子，都是在田野里“快乐地长大”。
卡塔琳的父亲是个屠夫，天天都会宰杀各种牲畜。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卡塔琳，自小就能接触到各种动物的内脏，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。
卡塔琳像其他孩子那样快乐成长，并考上了大学，学习生物专业相关知识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是DNA克隆技术快速的提升的年代，是生物领域的热门专业。但1978年考研时，卡塔琳却阴差阳错地进入相对偏门的mRNA领域。
RNA和DNA是绝对的近亲，但mRNA却又绝对是偏门的领域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绝对是“天坑专业”——当时很少有研究人员把mRNA作为一种医疗产品来考虑，主要因为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在实验室中制造这种遗传物质。
像现在的很多家境不好的学生一样，出身一般的卡塔琳并没有辨别专业前途好坏的本领，也没有共同生活的亲属来指导她，只有学一门爱一门，1982年，她获得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。1985年，博士后期间的她，第一次受到真实的生活的毒打——因为领域太过于偏门，没谁再愿意资助这类实验室。
既然匈牙利没资金资助，那就去有本钱资助的国家吧。当时，这个专业在美国拥有的实验室最多。卡塔琳便向美国一些大学发去求职函，最终费城天普大学决定聘用她当研究员。
那个时候，美国的收入相对匈牙利高多了。卡塔琳在和丈夫贝洛·弗朗西亚商议后，决定带着只有两岁的女儿苏珊·弗兰西亚前往美国“谋生”。
那时，匈牙利对资金出国还是管制很严格的，一家三口只被允许带100英镑离境。不过，即便放开，他们也没多少钱。事实就是，他们基本卖掉了在匈牙利的财产，才在黑市上换到900英镑，藏在女儿的玩具泰迪熊中，将之带出境。
比较遗憾的是，其丈夫最终因护照原因，曾被强制驱离美国，导致夫妻俩多年分居两国。
这年的卡塔琳刚好30岁，带着才只有两岁的女儿，开始在费城天普大学从事mRNA在艾滋病等疾病方面的治疗。
然而没几年，就因费城天普大学砍掉了相关实验室，让她一下子失了业。好在很快，她又应聘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，参与到了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·巴纳森（Elliot Barnathan）的实验室工作中，继续从事mRNA研究工作，尝试通过体外合成mRNA，再引入细胞的研究。
虽然工作得以继续，但毕竟领域偏门，且卡塔琳的英语又不好，所以难免被歧视，被称为“二等公民”。
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很快，在卡塔琳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，不但成功在体外合成了mRNA，在注入细胞中后，也生成了相应的蛋白质。但维持时间很短。
然而，mRNA领域实在没有钱途——人们都认为mRNA太不稳定且价格昂贵，无法用作为药物或疫苗——另一位1989年创立第一家专注于RNA的实验室用品公司Ambion的Matt·Winkler就曾公开说mRNA很难处理，表示如果当时问是不是能够把mRNA注射到别人体内来制造疫苗，他一定会嘲笑。
于是到了1990年，埃利奥特·巴纳森便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，去企业挣大钱去了。
巴纳森走了，原本由他主导的实验室，便断了经费。卡塔琳不甘心，尝试以她自己的名义去申请经费。但因为这样的领域普遍不被看好，卡塔琳又没啥名誉和地位，多次申请，多次失败。
就这样拖了5年的时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见不到她产生的价值，反而觉得她是个累赘，所以决定将她扫地出门。
怎么办？为了女儿，她只好低声下气地去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领导求情，哪怕是降职降薪，也请留下自己，让自己有份工作，能养活孩子。
虽然学校最终没有开除她，但她的研究一直得不到资金支持，她甚至几度想要放弃。两年后的1997年，上天才安排她遇到了德鲁·韦斯曼（Drew Weissman），本次和她共同获奖的科学家。
德鲁·韦斯曼是有名望，也是很有想法，且对mRNA技术感兴趣的学者，他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后不久，就知道了卡塔琳，知道她对mRNA技术有着深厚的成果性积累。
卡塔琳早就知道，体外合成的mRNA注射到体内后，之所以效果维持时间很短，主要是这些外来的mRNA没能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法眼，很快就被攻击，所以很快失效，甚至产生炎症。
总之，通过无数的试验后，卡塔琳和韦斯曼成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mRNA疫苗/药物迎来最主要的突破——改变部分mRNA代码，有助于合成mRNA绕过细胞的固有的免疫防御。
但是，那时的社会，依旧普遍轻视mRNA技术，认为即便突破也没啥意义，所以即便是《Nature》这样的杂志，都拒绝发布两人的研究成果。他们的论文，直到2005年，才得以被公开发表。
但这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。他们向制药公司、风险投资机构寻求合作，都是石沉大海。最终，德国制药公司BioNTech注意到了他们的研究，开始为他们的实验室提供研究资金，才使得研究得以能够继续。
直到2013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卡塔琳时，很多药物公司已开始重视mRNA疫苗/药物，但发展也并不快。
这个时候，女儿是苏珊·弗朗西亚早已成人，并已成为赛艇名将，于2008年和2012年两次获得赛艇奥运冠军。
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后，卡塔琳加入德国制药公司BioNTech，任高级副总裁，负责mRNA产品研发。
mRNA技术最终得到重视，与癌症治疗有关，从基因治疗师David·Curiel的工作开始，一些科学家和公司都在探索mRNA是不是能够用于治疗癌症。他们都觉得如果mRNA编码了癌细胞表达的蛋白质，那么将其注射到体内可能会训练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细胞。
而随着进军mRNA领域的大型医药公司变多，全世界内，mRNA疫苗也迎来爆发，陆续开发了HIV、寨卡病毒、狂犬病毒、流感、埃博拉、疟原虫、呼吸道合包病毒等mRNA疫苗。
最终，随着本次令我们痛苦了很久的新冠，并因新冠mRNA疫苗的成功，mRNA达到了空前的巅峰。
卡塔琳的故事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她近50年冷板凳的研究经历值得学习，更需认真反思：
科学研究是一个极其枯燥又漫长的过程，卡塔琳绝对算是幸运的，要知道，仅仅mRNA领域，就有无数的卡塔琳这样的科学工作的人在那里默默付出——毫无疑问，诺奖是一个只授予少数科学家的奖项，无法表彰mRNA医学发展中的众多贡献者。
实际上，mRNA技术有今天的结果，是很多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一起努力的成果。
所以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营造一个适合科学工作的人生活工作的大环境吧。他们才是人类真正的造福者，而不是戏子明星直播网红们。